配偶权的概念，乃是由英美法系国家率先提出并使其日臻完善的。在英美法国家看来，配偶权是指配偶之间要求对方陪伴、钟爱和帮助的权利。然而在我国，配偶权是否应该规定，存在很大的争议。面对一个权利，首先他的概念就存在多种争议。

一 、概念

    在英美法国家看来，配偶权是指配偶之间要求对方陪伴，钟爱和帮助的权利。在我看来陪伴可以理解为同居共处，钟爱可以理解为钟一而爱，即忠实，帮助可以理解为相互扶持。这样的话，在一定程度上和我国《婚姻法》中的夫妻之间的人身关系存在一致性。当然，这是人为理解，应该说的是英美法国家的定义要比同居义务，忠实义务，扶持义务范围更广一些。

    我国民法专家杨立新教授认为，配偶权是指夫妻之间互为配偶的身份利益，由权利人专属支配，其他任何人均负不得侵犯的义务。首先我认同杨立新教授的观点配偶权是一种身份权，具有排他性。同时我也觉得这样的定义强调了一种利益的观点，对配偶权的内容上排除了夫妻之间的财产关系。也有学者认为，配偶权是“合法有效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，夫对妻以及妻对夫为配偶的一种身份权。

    根据百度百科显示的资料，我国法学界对配偶权的定义，存在身份说，陪伴说，利益说，法定说，性权利说等。不管有多少种学说，我认为那都是因为所看的角度不同而发生的，但配偶权的本质都已涵括在内。首先对于配偶权的主体是合法存续婚姻的夫和妻。其次配偶权的内容是丈夫对妻子的权利和义务，妻子对丈夫的权利和义务，保护的客体是婚姻存续期间夫妻之间的人身利益。我认为所有学说包括了这些，但是在具体话这些内容中，出现了分歧。尤其是配偶权的内容，以及客体。

二、中国是否应该规定配偶权

    首先我国《婚姻法》第十四条规定了夫妻之间平等的姓名权，第十五条规定了夫妻学习工作及社会活动的自由权，第二十条规定了夫妻之间的扶养的权利和义务，这些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属于配偶权的内容，当然要看每一个人如何具化配偶权这一概念以及相应的内容和客体。也就是说，我国法律虽然没有明确规定配偶权，但规定了夫妻之间的人身权利义务关系。同时在第四条规定了“夫妻应当互相忠实，互相尊重”的条款，并且《婚姻法》还规定了“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”，在离婚一章将“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”作为离婚的理由之一等，这些规定可以推定夫妻之间共同生活以及相互忠实的行为准则，原则，这是我国夫妻之间人身权利义务关系的补充。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而言，若规定配偶权，在一定程度上会出现法条缀余，就必然需要大幅度的修订法律，同时由于目前对于配偶权并没有一致的观点认识，会导致法律的解读存在多种分歧，影响法律的权威性以及科学性。

    其次若规定了配偶权，即将夫妻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都以法的形式加以规定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夫妻之间自主调和，协商的机会。毕竟夫妻之间的情感问题并不是只靠法律就能够全面解决的。我认为著名作家梁晓声“我觉得一张婚书不可以构成对一个吻、一个拥抱和性的垄断关系。”这样的观点正好阐述了法律在婚姻家庭中不是万能的。夫妻之间的家庭关系不仅仅依靠法律的规定，更多的是人伦道德的拘束。

更具体化而言，在我国共同生活以及相互忠实是一种行为准则，是夫妻之间相处的原则，是由《婚姻法》第四条推定出来的，若规定了配偶权，必然会将共同生活及相互忠实法定化。我国1950年《婚姻法》第七条规定了“夫妻为共同生活的伴侣”，对八条规定了“夫妻有互爱互敬，互相帮助，互相扶养，和睦团结，劳动生产，赋予子女，为家庭幸福和社会建设而共同奋斗的义务”，这两条规定中显然将共同生活以及忠实义务法定化，但由于其既无法把握执行中的客观标准，也无法确定违反这些义务的法律责任。

    因此在之后的法律中删除了这些条款，在2001年的《婚姻法》中规定了上述所称的行为准则，即导向性规范。根据最原始的英美法概念，其中，陪伴以及钟爱，我的理解便是共同生活以及相互忠实，所以我认为若规定配偶权，必然会将其法定化，在一定程度上是法律的退后，既然之前的法律将其删除必然是因其存在一定的合理性，当然可能会有社会在发展的辩驳，但我认为以目前我国的司法现状，以及法律与生活的关系，仍无法把握实际这种的客观标准。

即使针对无法确定违反共同生活以相互忠实义务的法律责任这一点，在《婚姻法》中修订了相关处罚和责任的规定，相关司法部门也难以实际操作，执行难度大。法律不能虚置，一部好的法律，不仅其本身以及制定的过程正当，还要求法律能够实施，实际操作。侵犯配偶权的行为往往是因一方的“婚外恋”引起，这类案件不但原、被告举证较难，证人一般也不愿作证，更不愿出庭作证。如果一方当事人提出申请法院调取某些证据，法院无从下手，必然影响案件的准确处理。同时由于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举证困难，无疑使法院对案件当事人是否构成侵权的认定带来困难。无论是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，还是支持原告的请求，都感事出有因，又缺乏证据，难以下判，因此不能达到预期的诉讼效果。一段感情出现问题，很多时候不是只因为一方的原因，在一定程度上是双方共同造成的，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法官便难以认定原被告的责任。

    因此我认为目前我国并不适合将配偶权法定化。